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自为政。无论是齐、楚,还是秦、魏,都争相采取富国强兵之策,以攻伐为贤,以利益为先,无人在意水火之中的百姓。
此种背景下,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主张推行仁政,重视民生,却
因与上位者的目标南辕北辙而屡屡受挫,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太史公曾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统治者的以利为上使人喟然叹息,而孟子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从不摆烂,坚决斗争到底,展现了儒者的峭峻风骨。
孟子的生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372年的邹国。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其先祖是鲁国贵族,春秋时期鲁国的第十五位国君鲁桓公是孟子的嫡系先祖。鲁桓公生公子庆父,庆父之后以“孟孙”为氏(孟孙氏正是我们在孔子那里提到的三桓之一)。公元前408年,齐国攻破郕城(孟孙氏的食邑),孟孙氏自此衰落,其中一支辗转流落邹国,便是孟子祖先。
孟子幼年丧父,史书上对其父的记载寥寥,可以说孟子是被母亲一手带大的,这点与孔子相似。这两位儒家宗师各自由自己的母亲启蒙,走上求学修身之路。
其母的教育方式被后世称赞并模仿,“孟母三迁”“断织喻学”等故事经过口耳相传,早已脍炙人口。我们也可从中窥见幼年孟子活泼贪玩、生气十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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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秩序基本被摧毁、各国国君纷纷称王的局面下,孟子通过子思的门人而上继孔子,主张“法先王”“复周礼”(但他所说的“周礼”与孔子相比有了新的内涵,更加强调政权正当性与“民心”的关联,而非“名正言顺”),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使天下来归。
中期:
四十五岁左右时,孟子自觉“道既通”,而“天下方务於合从(纵)连衡(横)”,于是开始周游列国。他经历了“游说齐宋、回邹赴滕、奔赴魏国、二度奔齐、再游宋国、去宋赴鲁”的过程,希望能劝说国君从“仁义”,而不是“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
齐威王年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孟子来到第一站——齐国。齐威王虽然款待孟子,却对他的理论不屑一顾。孟子毅然离开,不受齐王给的“兼金一百”,表示“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也?”
点评:“小人众而君子独,无以成正君之功”,孟子从母亲三迁时就知道环境影响的巨大作用啦~
随后,孟子接受宋王给的七十镒金,返回邹国。当时邹与鲁交战,死伤颇多。邹王问孟子:“我的将吏死了那么多,百姓却没有伤亡。我如果杀他们,人数太多;不杀的话,他们看着长官去死却不救,这像话吗?我该怎么办呢?”(邹王的脑回路还挺清奇哈!)
孟子表示不打仗的时候,明明国库有粮有钱,官员却眼看百姓逃荒、饿死而不上报;那打仗时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很合理的吗?得施行仁政,对人民好,人民才会亲近上位者呀。
可是,弱小可怜无助的滕国夹在齐、楚之间,稍有风吹草动就有灭国之虞,君主一门心思保家卫国,无暇施行仁政。
梁惠王听到这里已经毫无兴趣,后面的仁政措施都被选择性过滤掉了。次年,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嗣位,孟子和梁襄王相看两厌。
点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彼时齐威王去世,宣王继位,孟子便于公元前318年来到齐国。齐宣王野心甚大,开口就问孟子有没有听说过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这二位春秋霸主谁没听过?孟子却摇头:“我没有。”
没有是不可能没有的,根本原因在于宣王想要像桓、文那样图谋霸业,孟子却反“霸道”而倡“王道”,两个人自说自话,进行了一番无效沟通,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时齐国很强大,孟子对齐宣王寄予厚望,希望能辅助宣王使“天下之民举安”;齐宣王也表现得礼贤下士,却只是搞些形式主义,并不真心听取孟子的建议。
孟子不肯被小恩小惠收买,他还要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奋斗,于是离开了齐国。
点评:一句话,仁政无敌。
孟子离开宋国之后,来到游说之旅的最后一站——鲁国。鲁平公本打算去拜访孟子,但宠臣臧仓稍加阻止便放弃了。孟子听说后,感叹道:“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遥想孔子当年被困匡邑时,感慨“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两人并不把事情受阻归咎于某个人,而是认为人禀赋天命。人虽受命运限制,却不可屈服。
点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晚期:
在鲁国遇冷后,六十多岁的孟子决定回到邹国,以著书立说、教授弟子、与人辩论的方式来继续斗争。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墨家与杨朱学派之间的论战最为激烈。孟子认为“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之道之所以不能发扬,正是因为杨、墨的邪说奸言蒙蔽了百姓,所以他辟杨墨、斥邪说,来发展孔子的事业。
此外,孟子与万章等人整理著述,有《孟子》七篇流传于世。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成为科举必考书目。
孟子在战国时期已颇负盛名,但他向各个国君进谏时,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原因无他,孟子太直了。
孟子拒绝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他“非其召不往”,而且并不逢召必应,若国君的召唤不合于礼法,孟子也不会接受。学生陈代曾劝他主动拜见君王,也好宣传自己的王道思想。孟子却认为“枉己者”是不能“直人”的;况且用微小的妥协来换取更大的成绩,是从“功利”角度来说的,如果委曲真理能够得利,难道也要这么做吗?
孟子不仅劝说君主曰“仁义”,勿曰“利”,也如此劝说他人。如孟子再度游宋时,秦楚有交战之意,他于途中遇到同为和平捍卫者的宋鈃,得知宋鈃打算从利益的角度劝说秦、楚罢兵,孟子表示反对。
他认为如果用利益去劝说国君,那么罢兵就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举国上下还是争相逐利的风气。每个人都欲求无度,士庶人想做大夫,大夫想做君主,这样下去国家迟早是会灭亡的,而“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点评:身在乱世有点轴,愿为理想献终生。
孟子的思想是宋明时期哲学家探讨“性与 ”问题时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于儒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
“四心”。“四心”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四心”是人的四种原初的道德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开端和表现,人应当自觉扩充四心,君王若能扩充,足以保四海;普通人若不能扩充,就连父母都不能赡养。由此可见,“四心”不仅是孟子性善论的根基,更是他工夫论的一个重要开端。
“尽心知性知天”。“尽心、知性、知天”是孟子的工夫论思想。《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认为扩充四心可实现仁义礼智,这便是尽心知性。这种善性是与生俱来、天之所予、非由外铄的,人由此就可以上知天命。人应当自觉存心养性,培养上天赋予的善性,才能不愧对天命。
虽然夭寿祸福有命运限制,但仁义礼智的道德根据完全在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应当努力修身,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仁政”。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其性善论为根基,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发展。孟子认为君王应当推广其“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实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推恩原则,由此就能推行仁政,实现以德服人的王道。
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当为人民服务。他强调《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政权正当性诉诸“民心”,这体现了一种前民主的思想。
孟子推行“仁政”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他提倡制民之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反对不义之战,对各阶层实施针对性措施,这些是儒家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精华。
《孟子》中的短句经常被摘出来考名词解释,如“四心”“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劳心劳力”“大丈夫”“天爵人爵”等等。
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性善论可能考简答或论述题。此外,孟子的思想经常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联合起来以论述形式考察,如“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先秦儒家人性论”“孟荀人性论的比较”等。
在这些考点中,“四心”“性善”和“仁政”是最常考的知识点,同学们务必注意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