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片的发展历程1,早期伦理片的诞生与发展：1922年2月，公司买办张石川与新剧人物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等组成明星影片公司，并以其“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在此后15年的时间里，将其经营成中国早期最为著名、最有影响、最大成就的私营电影企业。从1922年开始到1937年间，明星影片公司一共拍摄影片200余部，其中的大多数出品均为伦理片。1923年年底拍摄完成影片《孤儿救祖记》便是第一部引起中国观众广泛兴趣并深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作品。作为伦理片的《孤儿救祖记》是一部中国早期电影人通过电影张扬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和伦常秩序的代表作品，体现出中国早期电影明确的社会功利观与直面现实的意识。《孤儿救祖记》的大致内容是富翁杨寿昌“拥资百万”，贤母余蔚如和佳儿余璞主要依靠其“守节”、“孝顺”的道德力量，战胜了小人之“心毒”和“阴险”，终于重新回到“巨厦”并得袭“巨产”，亦即回到了“祖父”的身边并传承了“祖父”的“光荣的历史”
。《孤儿救祖记》一出，大受舆论赞赏和报纸宣扬，其营业收入也超过预算收入数倍，电影投资者和电影观众对于国产电影事业尤其国产伦理片的态度也因此进入一个“狂热”的时代。在郑正秋“教化社会”电影观念的影响下，受到《孤儿救祖记》的票房感召，从1924年起至1927年，仅明星影片公司一家，便相继推出了《苦儿弱女》、《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一个小工人》、《二八佳人》等不下20部伦理片，内容涉及“野蛮婚姻”、“遗产制度”、“妇女沉沦”、“都市罪恶”、“拆白党黑幕”、“纳妾遗毒”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影片中为每个问题都提出了不无人道主义色彩的解决途径，形成了明星影片公司出品贴近社会、立意教育、着重人伦以及叙事曲折、以情动人的独特传统。明星影片公司开创的伦理片传统，不仅在当时启发了其他各影片公司相继卷入伦理片创作大潮，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电影的精神走向和文化蕴含。在根深蒂固的伦理本位文化氛围中，在部分影人电影教化观念、早期影评伦理道德模式以及国民党政府“发挥东方伦理精神”的电影检查标准的多重作用下，中国伦理片逐渐发展成为亚种最多、数量最大、票房最高、声势最显的中国电影类型。总的来看，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兴起的伦理片是一种以家庭伦理情节剧为核心，以爱情伦理剧、社会伦理剧和宗教伦理剧为辅助的类型片种。它重在以“对照”的手段和“比兴”的方法，探讨中国家庭的道德危机，寻找中国社会的改良之路并建立家庭与国族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2，社会伦理片的成熟期在30、40年代：在郑正秋的《姊妹花》（1934）、蔡楚生和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费穆的《小城之春》（1947）等影片中有较为突出的反映，蔡楚生和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继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之后再创国产影片票房新高的电影作品。影片里，张忠良（陶金饰）一家颠沛流离和悲欢离合的根本原因是战乱和“劫收”，在奇妙的巧合和悲情的宣泄中，观众如期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影片通过家庭伦理道德的展现再次与国恨水乳交融，社会加伦理才真正构成了“社会伦理片”。蔡楚生曾师从郑正秋，蔡楚生的影片较多地涉及了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 3，社会伦理片在50、60年代变种发展：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新的电影政策的导向，社会伦理片在50,60年代较多的通过“对旧社会的批判，对新生活的憧憬”这种模式体现出来，揭示人性的某些情感影片也较多的涉及到政治因素，比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桑弧的《祝福》，石挥的《我这一辈子》，谢铁骊的《早春二月》等，虽然表面上都不与传统的社会伦理片的内容或思想一致，但是影片还是依托了家庭伦理关系以及社会教育意识来组织影片，因此此时期的社会伦理片可称之为“变种发展”。4，社会伦理片在80、90年代进一步巩固发展：与社会和时代的贴近，以及从道德/政治的置换中凸显中国电影的家国梦想，在第五代及第六代导演中表现也很突出，伦理片仍然是中国电影最具民族文化特征，也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类型片种之一。比如，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以及俞钟的《我的兄弟姐妹》、马晓颖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影片，仍是诉诸家庭亲情和伦理道德、独具中国文化特征的伦理片。5,社会伦理片在台湾及香港地区也是主要的片种之一：1949年至1979年前后，尽管两岸三地出现了政治分立，但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这一传统。从台湾电影史的发展角度而言，甚至在台湾导演李行的“乡土写实主义”电影里，伦理片的样式特征及其道德精神，仍然是其获得成功的主要秘诀。李行及其电影创作是台湾国语电影获得重大成功并开始取代台语电影成为台湾电影主流的关键。在其代表作《街头巷尾》（1963）和《秋决》（1971）里，无论是“棚户”的场景还是“监狱”的意象，无论是“归家”的念想还是“道统”的坚守，都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社会外省人的生活处境和精神诉求；并在中国电影传统与台湾电影的“接榫”中，延续了中国早期家庭伦理电影的道德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