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从留日到留德:滕固美术考古观念的形成背景
摘 要:滕固极为重视美术考古与美术文物遗迹的考察保护工作,系统提出了“办、掘、保”相结合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规划,通过文献与考古出土材料两者的结合,扩充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思考视角、写作议题与讨论空间,为中国现代美术考古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体制性遗产。利用滕固日记、游记、艺术史论文、公文报告及其他相关民国报刊文献,对滕固的美术考古观念形成与实践活动加以梳理,可以揭示20世纪上半叶以滕固为代表的中国新派艺术学者力图推动民族文化转型、复兴民族艺术精神的治学努力与担当精神。
关键词:滕固;美术考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文物考察保护;民族艺术复兴
滕固(1901—1941)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奠基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工作推动了中国艺术史学在研究目的、叙述史观、历史分期、关注题材、史料运用与书写方式上的极大转型,标志着现代形态艺术史本土传统的理论自觉开始出现,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学科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滕固生前还极为重视对美术考古与国内外重要美术文物遗迹的考察保护工作,这甚至要早于他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国绘画史的关注。他的美术考古实践既有为个人搜集查考一手文物和图像资料,尝试打通传统画学、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学科界限,从而服务于自身艺术史学术研究的目的,更大程度上亦饱含着因近代中国国势衰微,文物盗掘外流、文化侵略局面所激发出的一份强烈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自20世纪30年代后,他更是借助中国首位留德艺术史博士的学者身份,深入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考古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南京古迹调查委员会、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文物研究与文保团体的筹建,借助行政力量,多次与文博界的其他有识之士一道,在全国各地开展古代美术文物遗迹的考察与保护,系统提出了“办、掘、保”相结合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规划。
然而,受史料缺失的影响,目前学界却较少有针对滕固美术考古与文物遗迹保护活动的深入论述,仅在年谱中有一些对其田野调查时间与地点的简单罗列,尚停留在笼统粗略的研究层面,且往往语焉不详,一笔带过,存在许多关注盲区与缺漏之处,可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将对滕固的美术考古与文物考察活动加以梳理,揭示以滕固为代表的中国新派学者,借助西方考古学“新知”与国民政府文物保护领域的行政力量,运用物质文化遗存材料,扩展思考视角、研究议题与讨论空间,重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书写叙事,进而建立国民文化身份认同,复兴民族艺术精神的治学理想与努力。
一、从留日到留德:滕固美术考古观念的形成背景
滕固美术考古观念的逐步形成,与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求学经历息息相关。1901年滕固出生在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月浦镇的一个文人世家,自小受到深厚的古典家学熏陶。1920年10月,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滕固东渡日本,进入东洋大学专门学部文化学科就读。留日期间,他曾感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艺术,没有一部统系的书,很是缺点。西洋倒有中国一部分的艺术书。我想将来从中国历代帝王建都和有名的地方,考察艺术的作品,做成一部大著作,这总是非一朝一夕的事情”[1],已然显示出其重视文物遗迹调查,并有意识将其融入中国新艺术史书写的观念。
随后在日本长达4年留学期间,滕固多次利用假期前往京都、奈良等古迹集中之地游览考察,沿途还作有日记和绘画速写。他注意将文物遗存放置在艺术史的发展长河之中,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加以看待和分析。1922年4月5日,滕固和友人朱小虯一道游览京都东部音羽山中的清水寺。这是京都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公元778年,其大殿主堂由139根圆木立柱支撑,耸立于陡峭的悬崖之上,气势颇为恢宏壮观,滕固不禁感叹宗教艺术蕴含其间的创作虔诚与独特魅力,认为“帝王的艺术、宗教的艺术,这种艺术美姑且叫他权威——教权帝权——的美;无论东方西方的艺术史上,都占了很重大的位置”[2]。4月12日,他又在独自游览奈良东大寺时直言,“奈良也是日本的古都,他们称作文化的发祥地,比较京都还古,在日本的历史上，美术史、宗教史上都占了极大的位置;他们又称作南都的,又美其名曰圣地的”[2]。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游览考察的同时,滕固的心中还时时饱含着一份对中国人忽视本国古物收藏保存的痛惜之情。当他在京都太极阁外的商品陈列所参观时,看到日本人精心收藏展出的中国明代丝织品、唐代造像和古代文房用品,深叹“我很惭愧,那些东西在本国人手里,当是破烂货不值钱的;落了日本人的手,便称希世之宝了!使本国艺术的思慕者,发生无限的失望”[2]。而在奈良博物馆参观时,他又看到日本人对文物藏品的选择和陈列都极为细致,“每一件东西,详考说明,一方面预备外国人看,译成英文;而且都加上‘国宝’二个字”,这使他联想到当时中国人自己对文物保存与研究意识的淡漠,感叹“我们中国的国宝,国人没有识得,所以不当国宝的;他们古寺的牌额,也是国宝,也陈列博物馆,也有许多考古家定为某朝的遗物。若是在中国,早当柴烧了;我看了,我细细的想去,背上的汗,不住的流下了”[2]。
1925年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的滕固又和校长刘海粟专程赴山西大同考察云冈石窟。山西和北京的收藏家还向刘海粟赠送了古钱、晋瓦、琉璃瓦兽等一批古物,刘海粟借此在上海美专设立了“古物学教室”加以陈列[3]。1926年4月,上海美专又集中刘海粟历年所藏文物和校董徐朗西的捐赠文物,开设了“美术史研究室”,由教授滕固和金石考古学讲师顾鼎梅指导学生观摩研究,并对社会各界开放,两人还对“所藏各品详加稽考”,编辑出版有《中国美术史料集萃》一书。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留日后至赴德前的这一时期,滕固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于古物古迹的现代考古研究意识,明确认识到“先民遗制以及金石文书等,不特资好古者之观摩欣赏,尤可助笃学者读史时之证发稽考,厥功伟矣”[4]。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留学时期,更是滕固深受北欧考古学,尤其是“谱系类型学”体系熏陶的关键阶段。1930年5月,时年30岁的滕固初到欧洲,就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和邻近的庞贝古城考察参观,并撰写游记《意大利的死城澎湃》一文予以记录[5]55-64。自18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对庞贝古城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增进了后人对古罗马文明的了解和认知。滕固在文中也极为重视庞贝所出土的考古材料,坦言:“澎湃的历史没有文书浩瀚的记录,要明白它的生长繁荣,考古学家不能不从其遗物里揣摩。这似乎太专门了,然而我们除了考古学家的推断以外,再不能找出其他容易叙述的资料了。”[5]他参考那不勒斯大学建筑与装饰美术专业教授费希蒂(fischetti)所著《澎湃之今昔》一书内容,详尽介绍了庞贝城市发展的5个历史分期阶段、社会生活概况、考古发掘历史等方面,并在文后结合庞贝的建筑、雕刻与壁画文物遗存,分析了其在艺术史上的意义。因此,滕固的此次庞贝考察之行,使他目睹了通过近代考古学知识复原古代文明的经典实例,逐步意识到“那末所发掘的上至高楼大厦下至竹头木屑,无一不可以参证时代递变生活情况,这大规模而专门的研究,叫做澎湃考古学(antishita pompeiane)”[5]59,体现出其对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重要地位的认知(1)。
1932年2月,已在柏林大学攻读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的滕固,又再次前往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瑞士日内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环游,以求进一步深入实地探寻欧洲文物古迹。他曾参观达·芬奇绘于米兰圣玛丽亚感恩教堂修道院餐厅墙壁上的传世名作《最后的晚餐》,感叹“一切赞词不但非过饰,且不足以形容之也”(2)。在环游之中,滕固始终对历经沧桑的残垣断壁及其间饱含的历史深意抱有浓浓温情,在罗马时曾在致留德好友冯至的明信片中自言，“今日开始探幽,此系梵师塔利祠堂及楷斯笃朴罗克神庙之遗迹。弟曾低回其下,摩挲其断碣残碑,零雕碎刻”(3),足见其徜徉古迹时的怀古之思与沉醉之态,这也对他回国后在考察云冈、龙门、安阳宝山等中国古代石窟造像时所时刻秉持的一种比较艺术眼光的养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滕固在考古学一科上还师从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希腊罗马艺术史家格哈德·罗登瓦尔特(gerhart rodenwaldt)教授(4),并曾受邀参加过柏林考古学会关于亚洲艺术的讲演活动。总的来说,在留德期间,滕固逐渐养成了亲历遍访欧洲各地历史古迹与文化名城的治学习惯(5),正是同为留德好友朱偰所回忆的“(滕固)其在欧游踪极广,尝西游巴黎,南访罗马,所至探求古迹,结交名士,尤以所
学为艺术史,故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罗娜(verona)、米兰(milan)——尤三致意焉”[6]。这使他有机会超出当时国内旧学一派所谓考古学仅为“证经补史”之史学附庸的普遍认识,直接奠定了滕固此后始终注意将考古出土材料引入艺术史研究的学术基础与治学眼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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