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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改革开放40年》（二十一） 关于工商文明
2005年与武克刚，杨鹏，穆军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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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26．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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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军，杨鹏：
1．?????????
工商文明链条是全人类生活之上，不仅仅代表工商阶级
2．???????
中国是不是一定要走工商文明道路？
如果是，就要遵守工商文明的规矩，如民主，自由，法制，平等
3．???????
中国目前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劳资矛盾是次要的
4．???????
官民要为商服务，才能多赢。
官和民天生就有剥夺商人的习惯
5．???????
在维权中，左派基本没参与，他们把资本看成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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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王小东，韩德强：
1．可以承认第一条。问题是工商文明链条如何能够持续
，国家干预，重农抑商等正是有利于工商文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自身的缺点。
2．不能封闭看官，商，民矛盾，还有中国和外国的矛盾。对工商文明的规矩，国家的作用，要具体分析
3．历史观太旧，还是五种生产方式，停留在80年代。
不同意所谓“两暴文化”的提法。官民商外是互相矛盾有依赖的关系，不能过分抬高商这一部分。
4．对于维权应具体分析。左派的确不积极。但一直在维护农民工和工人的权益。 自由派只重视有钱人的权利，批判民粹主义和暴民，就是不考虑老百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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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商文明》的
经济学非主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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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8．25．修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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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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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武克钢文章（简称“武文”）之前，首先与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老朋友握手！?
当时他是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我是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 蛇口和天津开发区一南一北， 来往及其频繁，号称中国对外开放两颗明珠。我一直非常怀念和认同当时所有参加改革开放的老朋友（包括张炜，周其仁和张维迎等在内）。
事隔 18年，再度讨论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不亦乐乎！ 至于观点差异，争论激烈，包括指名道姓相互批判，当属必然。
都是性格刚烈之人，想必武老弟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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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家责任与企业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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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学非主流”观点，是在1994年我提出“超越左右翼”基础上产生的， 这个提法是针对中国那些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话语霸权，自封为“经济学主流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的。
几次争论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变种—-主张以专制手段，以改革名义推行权力资本化的“瓜分派”， 可以称为“极右翼”思潮。
我们也不同意“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
（号称老左派）的僵化过时观点，在30年以前我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反思， 现在有人想死灰复燃简直是闹剧。 我和韩德强因为反思“五种生产方式”这类直线发展历史观，被中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内定为“离经叛道”，有意识加以排斥。
令人惊讶，
在共同反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时刻，他们竟然“打横炮”， 不断攻击“非主流”的提法，说我们抬高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承认了他们是主流，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他们强调，在中国主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边缘化的事实。我和老左派之间的论战之所以没有公开化，并联手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近年来极右翼瓜分派太猖獗，
已进入操作层面，对中国危害最大。
现在的情况是，瓜分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经暴露并且接近身败名裂，公开的权力瓜分暂时受到抑制，
现在是“左翼阵营” 反思自己，团结大多数的好机会，但那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 永远改不了自己那“唯我独左，唯我独尊” 的作风和教条主义思维方式， 他们拒绝反思原教旨，情况稍有表面好转，就在内部排斥异己，
企图依靠行政权力抢夺话语霸权， 那套“假大空”，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原教旨话语又冒了出来。。??
他们这样做， 不仅不能真正揭露和制止“瓜分派”，
反而给他们提供继续瓜分的空间。 中国十几年来， 理论界越向“左”转，越僵化保守，新闻控制得越严，实际政策就越“右”，权力瓜分就越厉害，极左在前边把门，极右在后面偷窃，他们在历史观，制度决定论等理论基础和教条主义方面有深刻的一致性，象一对孪生兄弟。
瓜分派才不怕你那套“假大空”呢。
他们演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左派回潮的闹剧，
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现在需要两面作战，同时批判极左与极右，推动“中左与中右“的对话与思想整合，
确立“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共同底线， 防止中国理论界从极右跳到极左。 既然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提倡理性，反对极端，就不应错过这次历史机遇， 否则我们要负历史责任。
这是我加入“工商文明”讨论，和中国民营资本代言人认真对话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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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界利益与全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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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工商文明” 论的出台称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宣言”，
但是“工商文明”的主要倡导者并不十分满意，如穆军先生认为，工商文明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 大家都生活在工商文明链条上。 在“武文”和其他文章中间，也有大量表达，如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服务，资本运动应该支配一切，
企业家的“原罪”应被赦免，缺点可以原谅， 把企业家捧为“天马行空”式的天才，似乎在中国“三个代表” 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企业家阶层了。
??? 我承认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但希望直接谈企业家的责任和利益问题， 实事求是评价企业界利益与国家利益，老百姓利益的关系。 任何一个社会利益集团，只能通过自己集团利益，间接影响全社会利益的。
他们的利益有促进整体利益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要注意这种两重性， 不要片面地，直接地把企业界利益作为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 甚至是主要和唯一代表， 这样就会要求全社会利益都来服从企业界利益，这是一种专横的态度。
不能够教条主义地评价企业家行为，
似乎好事都属于企业家，提高社会效率，创造财富才是企业家的真正品质，而诈骗，行贿，奢侈等则不属于“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好象中国历史上只有暴君和暴民轮回，商人则完全属于受害者。
按照如此逻辑，官方也可以宣布：贪官不代表甚至不属于官界，我们的代表人物是清官。 老百姓更可以说，我们从来受暴力压迫，受商人剥削，哪里有什么暴民？ 顺便说一句，我是反对使用“暴民”这个对老百姓的贬斥性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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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慎重评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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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理论专横可能来源于西方中心论的直线发展历史观， 把西方征服全世界的历史的性质， 完全归结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 如“武文”描述的工商文明代替农耕文明，
这种历史规律决定论和直线发展论，是极端的左右派共同的理论基础。 它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其最大缺陷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强势集团做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代表，
否认强弱可以互相转化， 否定弱势的人民，和暂时落后的文明能够并且应该在反对“先进文明”的侵略的过程中间，能够由弱变强，他们的主张是落后文明和弱势的群众应该自觉为历史进步作出牺牲，
如果不自觉牺牲并且反抗，就是反对历史进步，应该受到镇压。 因此“民主”是属于精英内部的，而不属于老百姓。
这种“生产力标准”的历史观，
过分抬高“恶”的作用而贬低“善”的作用。
定义“先进文明”， 主要不是看科技和武器，而是看使用的主要手段，当文化覆盖大于武力覆盖，即主要使用教育，说服，援助，平等交易和管理等手段推行自己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文明比较先进。武文推崇的理想化的工商文明
就具有非暴力的特点。
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包括目前中国，却大量使用了野蛮手段如暴力，欺骗和贿赂。
在手段的意义上，这不是先进文明的特点，而与“暴君暴民” 相同。 如果说“只要目的好，可以不得已而为之”， 是不是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文明就可以使用暴力呢？
如果历史进步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西方国家使用暴力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而毁灭了我们的生产力甚至生命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够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呢？ 如果说谁能够以暴力取胜，谁就是先进文明， 那么使用暴力的“暴君”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定义为先进文明，而把企业界定为“奸商”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就认识到这一基本矛盾，称为“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盛洪等人归结为“文明悖论”。
而“工商文明论” 依据的历史观有些过时， 简单把西方文明归结为先进文明， 对西方文明崛起从“善”的一面描述多，从“恶”的一面描述少； 对中国历史和计划经济否定多，对25年以来又过分肯定， 是有片面性的。至少，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慎重，并且有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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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界从“自发向自为”的转化
以及追求话语权的努力与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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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界，无论是国有的，股份制的，还是民营的，外资的，都在努力脱离权力的直接控制，从马克思所说的“自发的阶层”走向“自觉的阶层”，其标志就是独立的机构，理论和理论家，提出独立的利益诉求。
随着市场扩大到全国全世界，他们正在摆脱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有了知识，学历，社会眼光和世界眼光。
国内有能力与政府博弈的利益集团，第一是中小股民；
第二是投机资本，包括股票和房地产的炒家们； 第三是民营工商资本，四是国际资本，五是处于改制过程中的国家资本。他们的博弈力量在增加， 开始影响政府的外资，企业，股市，房地产，社会政策，
他们通过法律维护权益，广泛利用媒体进行宣传。 总体来说，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进入博弈时代进步的表现。 我总体上支持这个趋势。?
问题在于利益集团发展不平衡。
企业界维权必定先于其他阶层，因为他们有实力，组织成本低。 在这一历史阶段会出现利益集团强势越强，弱势越弱。当政府还没有下决心扶植弱势群体，以利益集团方式参加博弈以前，
只能采用传统方式维持社会平衡， 如采用行政手段直接 助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比如总理亲自关心，通过行政系统为农民工索要工资， 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一般法制，但的确是必要的。
我们谴责的应该是那些造成拖欠的人， “武文”不会把这类事情也列为“暴君与暴民” 互动，压迫了商人吧？
???? 近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界成熟起来的最重要标志，是能够直接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就其整体性利益发言，并聘用理论代言人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除去官方渠道如人大政协，工商联，还广泛利用非官方渠道，如学术研讨会，
舆论控制，评选人物， 越来越复杂的公共关系活动。 很可惜，他们争取话语权的努力，一开始就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和控制， 有些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与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影响了自己形象。
难辞其咎的，是那些花企业钱不心疼， 而且没有能力把事作好的“著名经济学家”， 媒体的低层次吹捧， 惟利是图的“中间人和策划人”， 和那些水平不够，又想当企业领袖的人物。。
独立企业界在整体利益层面发言，大概有这样几次：
第一，要求与外资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放开垄断领域，完善服务如融资体系等，这是合理的。
第二，2000年以来在修宪中，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结果是，争取到公私财产同等保护，但“神圣”二字未能入宪。 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财产来源，有钱人害怕的就是这个。
第三次，通过新自由主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等，提出“赦免资本原罪”的主张，
据说在某些会上，“企业家领袖们”排队给他鞠躬， 表演在神甫面前忏悔的闹剧。 企业与传媒界领袖共同策划，给张维迎戴上了“改革风云人物”，“创业领袖”等无数的桂冠，造成强大话语霸权。
但这次策划失败了：政府没有采纳，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反而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幼稚和狂妄。 法学家指出：原罪只能赎罪不能赦免。 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也说，不要再提什么原罪问题了，造成的社会印象好象企业家没好人。
第四次， 2004年的 “郎顾之争”，背景是“国退民进”和国企改革中，某些民营企业家搞“资本运作”，是否侵害了国有资产问题。 这次大争论，从顾雏军告状，张维迎和周其仁作为主要理论家反驳郎咸平，
到一年以后顾雏军被捕，其以高额出场费造势的被揭露， 是全盘皆输。 抛开是非不谈，仅就谋划和策略， 顾与张就犯了许多错误， 严重影响了企业界的整体利益和形象。?
?第五次，房地产利益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联络起来，维持房价，已经具有影响全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能力。
某些房地产商提出的问题也超出了房地产的范围，如提出“ 大多数人租房” 模式，这实际是一个在中国发展大房产主阶层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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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商文明”的发展需要企业界自我反省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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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争论的不成功， 是否证明了武文“暴君加暴民” 打击工商文明的论断呢？ 否。??
武文言到：“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这段文字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他们痛恨的，是那些“靠以权谋私变富的人”，没有仇恨真正付出了“生产性努力和技术组织贡献”的企业家。? 社会上对于企业界的一般不满是存在的，主要是老板心太黑，
对工人不好，自己的生活奢侈而对社会捐赠太少， 广泛存在存在偷税和行贿。这些批评都是有根据的， 但不是“仇恨”。 武先生也在文章中痛加批判这类现象， 为什么容不得老百姓在网络上批判呢？
精英们应该熟悉和理解网络上群众的情绪发泄，那是一个发言可不署名的地方， 说话方式多是调侃和骂人，但大多数帖子非常有水平。 何况，网络乱骂也是老百姓没有发言权的结果。
精英们应该善于从网络上看到人民对自己的真正反应，从正面吸取。不要误判中国形势， 不要用历史上“暴君加暴民”的逻辑看现在，说实话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的历史假设，比照今天更不合适。
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企业界人士抱有这样的心理，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缺点，长期和大多数人民对立。 武克钢先生这次的理论努力，也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而受到影响，这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批判“民粹主义”一样是理论误区。?
????? 批判政府滥用权力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不能把政府的角色单纯定义为企业服务。
市场经济具有非均衡的性质， 会自发产生垄断和泡沫，需要政府适当干预，不是简单退出就可以的。
????? 企业界最应反省的是错选理论及代表人物。 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变种—-权力资本瓜分理论，不仅毒害了政府官员，也影响到发展初期的独立企业界。 由于符合民营企业家受政府压迫的感觉， 所以受到欢迎。
但是必须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有误，一开始就有极为强烈的反政府干预， 反“民粹主义”，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主张权力资本化，有极大的危害。
在他们鼓吹权力瓜分国有资产背后，，实际隐藏着难以抑制的瓜分私有财产的危险。 放纵瓜分国有企业，结果是连私有财产一起剥夺。
在对国家的态度上， 盲目接受全球化，反对国家保护，是另外一个误区，中国民营资本应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理论， 要求国家支持介入国际竞争，要求国家采购的公开与公平，争取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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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争取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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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集团，分为生产性和分配性两种，承认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的进步性， 助他们的提高和发展，我与武先生，穆军先生，杨鹏先生是一致的。
我不一定提“工商文明”这个概念，是因为在历史观方面有分歧。
?? 生产性的企业家集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企业家是难以代替的稀缺资源， 特别在科技发明，技术诀窍和组织管理方面是如此。在中国特殊环境下，既不能全面追究他们的“原罪”，也不能公开赦免，需要以中国智慧逐步解决。
这些问题我们都熟悉，没有必要纳入瓜分派理论的轨道。
特别要指出的是，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 是那些掌握了计划，管理和科技能力的干部和经理，他们是以行政集团方式集体存在的，
是他们完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建立了强大的国防战略产业和先进的科技力量， 虽然在体制上不灵活，在市场经济阶段需要改革，但是他们正在改革，而且现在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是他们转化来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先天资本积累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弱肉强食理论。
他们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需要与国防战略产业建立加工配件和共同研发的关系， 国家垄断的行业也需要向民营资本开放。 为什么只说国家与民营资本矛盾的一面，不说一致的一面？
这就是理论误导。 民营资本的应该更换理论和指导思想了。
最后表示，我愿意和企业家合作，争取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 能够迅速健康发展， 逐步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利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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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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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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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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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应我所邀请，就企业家责任问题发表了讲话。武克钢先生演讲的核心观点是，过去几千年中国历史所上演的，主要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暴君与暴民相互冲突的“官本位”戏剧。在暴君镇压与暴民反叛的周期性变化中，工商文明总是不断被摧毁，难以积累和发展起来。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以工商文明为原则构建的“商本位”社会。“商本位”社会打破了过去暴君与暴民支配社会变化的传统，结束了暴君和暴民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历史，带来了以自由、平等、民主、契约、法治、科技为基础的社会，为经济持续进步与繁荣逐步奠定了制度基础。现在中国社会的许多矛盾，正是基于“商本位”与“官本位”的冲突，也就是具有建设性的工商文明与具有破坏性的“两暴”文明的冲突。武克钢先生从这个特有的角度来看待企业家责任问题，发人深省。该演讲经杨鹏先生编辑整理后，特在我刊“社会转型与企业发展”栏目下刊出，以飨各位关心企业长远命运和国家整体命运的企业家。
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所以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我们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的回报社会。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了一种社会认可。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们人类创造了钱，最后人在钱面前顶礼膜拜，失去自我，失去人性，失去了一切。为了钱，可以杀人放火，为了钱，可以不顾任何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异化，钱可能变成魔鬼一样支配了人。另一方面，钱使你变得伟大，使你变得有能力，使你变得善良，使你慷慨大方，使你变得有创造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钱可以使人性放大，可能放大恶的一面，也可能放大善的一面。钱是一个放大器。我们只能压住我们身上的痞子、黑暗、堕落的一面，发展我们身上高贵、光明、创造的一面，我们掌握的资本，才能成为人性光辉的放大力量和建设力量。老话说，邪不压正，正义的东西总要战胜邪恶的东西，这不是废话，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工商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形势比人强啊。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我在此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悟，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工商业需要一个严守契约的法治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诚信透明的公共服务。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以权谋私，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政策的任意性随意性，社会愈来愈容忍不了“两暴”（暴官暴民）对工商秩序的侵害。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政府的廉洁，公务员的服务效率，都会按照社会的要求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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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呼唤工商文明
????? —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 武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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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开创工商文明新时代
各位朋友，今天非常有幸到这里来和朋友们进行一次交流。刚才主持人已经非常简单地对我进行了一个介绍。我当过知青，当过士兵、当过工人、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当过中国第一代研究生，也非常有幸地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成为七九年中国蛇口改革开放中的一员，在政府的岗位上做到了深圳蛇口区副区长。我已经走上了仕途，开局还不错，我也许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灿烂的“官本位”的前途。但是，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当然这也不全是我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机缘。我到了美国，我选择了到美国去留学的道路，我选择了去美国看看，到底我们这场开放改革跟西方有什么联系，跟西方有什么结合。美国留学回来后，我走向了商场，走向了经商这条路。所以，今天我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在中国皇权封建文化下被不屑一顾的商人这样一个身份，跟在座的朋友们进行交流。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今天的讲演，我昨天随手翻了几张报纸，有几个数字让我感到振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今天的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税收也超过了2万亿，人均 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今年我们一定会突破十万亿元的国民总产值，我们今年整个进出口已经达到8500亿美元。这是一些比较枯燥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这些数字不由得让我想起原外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讲到的一个故事：70年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联合国的时候，是在我们国家还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表团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非洲的穷哥们儿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你们知道找出来多少钱吗？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成了我们当时整个国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我们当年的联合国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还是我们熟知西方文化的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美国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想想三十多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在美国是这样的尴尬，而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三，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名列世界前列。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时间仅仅过了二十五年。今天在座的多是年轻人，还有很多是和我同时代走过来的人，如果回想起我们的这二十五年，仅仅只有二十五年呐！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我被新加坡的那种人文文明、那种科技进步、那种城市的繁荣、那种灯红酒绿的现代文明震撼了。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里讨论说：“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五十年后我们也很难达到当时的新加坡的建设水平，更何况新加坡还要进步。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仅仅二十五年，去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对新加坡今天的看法，它在一些方面还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和北京。短短的二十五年，“工商文明”将中国带上了繁荣之路。在“工商文明”之光的引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当然，我也深知今天中国还有八亿农民，几千万没有脱贫的农民，还有非常贫苦的地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先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二十五年。我们国家整个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一点，凡是我们投身于这场工商文明革命的人，和我们对近代历史有客观了解和客观评价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二十五年是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并不长，站在讲台上的我刚刚过了50岁，在座的许多朋友还比较年轻，但是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恐怕大家都会感觉变化真快！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这二十五年感到自豪。我们想一下，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推翻封建王朝到现在，仅仅只有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北伐到抗战，从内战到建立新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尝试到走到文化大革命，从开放改革走到今天我们执政党终于说出了“三个代表”，它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也要代表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这一百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座的朋友想一想，一百年长吗？也并不长。在历史的长河里，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是多么的可歌可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讲：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强大的现代文明面前被毁灭。印地安人被消灭了，不仅是数量上的消灭，也是文化上的消灭。我们没有被消灭，西方列强并没有能借助着强大的工商文明力量把我们中华民族消灭掉，相反，仅仅是一百年的时间，我们中华民族就开始适应工商文明的要求，并在这条路上开始崛起了。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的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反思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完全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可以跟毛泽东赢得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功绩相媲美。跟着这个话题，我就讲到今天我要演讲的第二个话题——世界工商文明兴起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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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商文明的兴起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看出了各种各样的色彩，看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我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创见，我只是选择和认定一个结论：我认为所谓现代文明，就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或者说取代以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封建文明”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无非就是现代企业家取代传统封建贵族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就是用科学和民主战胜独裁、封建和愚昧的过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的现代文明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无非是人类的文化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中被严重窒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整个封建文明都走到了极端，都走到了黑暗专制的极限后发生的。在西方，人们把它称为中世纪的黑暗。由于宗教、由于封建，由于农耕文化、农牧文化走到了极限，把人性的所有光芒都掩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以此来满足少数封建贵族的控制，以此来使整个的社会生产力都为他们独享。在这种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当一批不相信天授人权，不相信天人合一，不相信超越性的神在主宰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文化家开始站出来。他们以科学技术和理性的思考，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他们借助着现代科学的思想和能源革命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我们讲西方的变革是从欧洲起源的，欧洲变革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它冲破了宗教的“地心学”，动摇了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科学和理性的呼喊，终于呼喊出整个新的思维和新的科技，生产力的基础因此而发生变革。科学和理性是冲毁中世纪黑暗的真正神火。我们看一下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于哪里，发展于欧洲。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这一现象讲得很复杂，讲得非常难于理解。让我讲就很简单，这就是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一批唯利是图的、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不该作为奴隶的新生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出，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我们应该崛起。我们看一下，欧洲当年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一批压不住的代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企业家和工商业者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在他们不得不拼命扩展自己力量的情况下，欧洲掀起了一个个风暴般的革命。一个个新生的工商集团的兴起，新生的社会集团的兴起。他们要变革，他们变革的对象是指向谁呢？指向的是封建贵族，指向的是那些几千年来觉得对奴隶，对整个土地，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质疑的封建贵族。
我们读过雨果的小说，读过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读过《双城计》、《九三年》等作品所描写的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所上演的，就是新生的企业家集团和传统的封建贵族集团进行全方位角力的精彩戏剧。当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刚刚崛起，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制约和限制。传统的封建贵族们借助宗教，借助皇权，有着极端的统治力量，甚至于对他们的女农奴享有初夜权。而新生的工商业者呢？他们越来越觉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为什么我们发展着生产力，我们点燃了社会进步的圣火，但我们还长期处于这种被压制的状态呢？道理何在呢？在欧洲，这批新生的社会力量不甘示弱，他们通过文化变革，通过发展工商力量，通过社会变革而崛起了。我们回顾一下欧洲的崛起，大概就是两个模式。一种模式是革命的模式，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的模式。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可以有各种写法，但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看到，实际上是法国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封建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从当时一些催人泪下的小说中（如《双城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贵族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压制，新生资产阶级为了反抗这种压制做出的努力和革命。他们的革命暴力把贵族通通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他们发明了断台头，发明了各种对待贵族的非常残酷的刑法。他们通过流血，通过和封建贵族阶级不断的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描写的那种反复较量，最后终于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现代化的障碍。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模式的欧洲现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地走向用多数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胜利的办法，他们通过另外一条路，走向了光荣革命。前不久我到英国才知道，英国有大伦敦和小伦敦之称。英国的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不归大伦敦管，不归大伦敦所统治，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当年英国的贵族和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在英国已经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贫民窟地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工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设在这个地区。当他们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
，而是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六十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这个区域我给你钱买断了，我们自己管理。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我们干脆一票过，用六十万英镑把这个地区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仍有象征性的仪式和意义。今天英国的女王如果要走进小伦敦，必须先拿一根英国女王的权杖走到小伦敦的街口，在地上敲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出来询问。如果女王想到小伦敦来进行一次探访，市长得汇报小伦敦议会，等议会批准后，才能打开门，欢迎女王进来，直至今日还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变革如果在中国出现，当年有人把我们西安城、咸阳城、阿房宫也是买下来留到今天，不就是保留一座美丽完美的城市了吗？可惜呀！我后面要讲到，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没有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西方正是欧洲工商业者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呼喊出了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口号，都是顺乎工商业集团的要求而呼喊出来。请大家注意，我觉得伴随着整个工商业群体的历史崛起，就是现代文明的兴起。很快地，工商文明发展成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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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商文明的兴起
我们把眼光随着历史的进程往前移，我们会移到美国。无庸置疑，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对这个国家多少有些了解。今天的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走向了霸权主义，甚至于给中国发展制造着各种障碍，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它的富裕、它的强大、它的现代科技、它的军队，它的力量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横扫世界。那么它又是怎么兴起的呢？我们讲欧洲的工商文明兴起以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最具代表的最彻底的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文明。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来自欧洲的移民们面对的是原始的印第安人。西方移民把那片土地当成了没有人的地方，当成新大陆，以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他们的马队和先进的科技，很快就把印地安人击溃了。幸亏我们没有沦落成那样！美国的兴起就是抢了人家的土地后开始的，这就么简单。留学过美国的人都会记得，美国人一看见国旗就会肃然起敬，就会起立，一听到国歌就会非常真诚地流泪。对印地安人来说，欧洲移民是强盗。但对欧洲大陆的人来说，美国是欧洲的叛逆者们组成的国家，所有去美国奔赴新大陆的都是欧洲的叛逆者，都是对欧洲国家失去了信心，要投奔自由，寻找没有管制地区的一群叛国者形成的自由国家，这就是美国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管制太多，控制太严，在欧洲要获得发展空间，就要通过革命、要通过赎买，太累太烦，一群群工商业者、一群群理想主义者，一群群追求宗教自由者，他们去了美国。他们去了美国也很简单，他们寻找到了自由的土地。他们很快在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垄断政府、没有过封建传统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寻找到了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然后，很快发展起来了。很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一个面对这种新生社会力量的正确态度。他们把对美国的统治，企图简单地变成一种殖民统治。他们把枷锁越拉越紧，把税官派到了美国的各地，把按照君主立宪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强加到这些叛逆者的头上。但这群工商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不干，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愿让他们拼死逃脱的那个国家的统治延续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于是他们呼喊出独立宣言，他们呼喊出人权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工商文明的社会要求在北美大陆上最彻底地呼喊了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不要皇族，不要封建统治的这么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举行的第一场战争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仍然是封建管制，是欧洲大陆工商集团反对封建统治在北美大陆的延续。美国走上了独立，我们想一想独立战争高举义旗的领袖是什么人？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杰弗逊到其他被后人所尊敬的立国者，共五十五个人，无一不是工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大金融家和律师，其中四十七位是企业家，四位是律师，还有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就是这样的五十五个人，他们代表着新生的力量，终于呼喊出我们整个人类要求摆脱封建文化统治的最强音。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以后，出于工商业的利益和原则的驱动，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仅仅反对封建欧洲对他们的制约，他们还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英国有些人认为，如果美国独立了，我相信你们美国人会饿死，你们美国人会穷死。如果你们没有欧洲人的 助你们就只是野蛮人，你们会完蛋。就像当年蒋介石把中国大陆甩给共产党时说的：我们把大陆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会喂不饱这四亿人的，他们会崩溃的。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也是这样预计美国的。确实如此，刚刚独立以后，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可怕和糟糕的，战乱纷争不已，社会混乱不已。所以美国独立的先驱者们
，他们在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以后，很快就认识到要建立以工商文明为基本原则的国家，要推进工商文明的兴起，除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皇权，还必须整顿整个国民，还必须反对暴民。暴民政治是整个人类文化另一个方面的污垢，暴君与暴民是同一张牌的不同面，这张牌不能再要了。美国开国之父五十五个人，他们关上门开会了，他们明白新兴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再出现封建暴君，不允许再现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同时又不允许人民成为一盘散沙，成为任暴民乱政的混乱社会。也就是说，工商文明的发展，一手必须防止暴君专制，一手必须防止暴民乱政。他们因此进入了人类文明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立宪运动，制订和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两百多年内，4/5的文字没有被动过，某些条款进行了十四次修订。在这十四次的修订中，有两次还是为酒贸易修订的，禁酒改了一次，开放酒禁改了一次。这个立宪的完成，到今天我们还对其羡慕。美国《宪法》的精神是简洁的、清楚的。他们就是在这么一个现代科学、文化、人权、自由、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同时也从制度上控制住了来自社会底层可能的暴力动荡。这批开国者的智慧，他们的工商利益原则确保美国两百年来的繁荣与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建国后不久的1861年~1865年，在林肯的领导下，还打了一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死了近60万人。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为什么牺牲如此大，还要坚持打下去？因为南部一些州要闹独立。为什么要闹独立，南部这些州要维护奴隶制度。为了奴隶制度要闹独立，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美国北方是工商业区域，南方是奴隶主和奴隶为主体的种植业经济，两者在政治原则上无法调和。工商业要的是统一的市场，不允许市场分割和封锁，南方要闹独立，要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分割开来，北方的工商业者怎么能答应呢？谈不拢，就战场上见，最后南方被打败了。也就是说，以工商业为基础的民主法治战胜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奴隶制，工商文明战胜了，美国成为一个以工商文明为主体的统一国家。这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工商文明讲自由、平等和法治，它是容不下国家分裂的，是容不下奴隶制的。接着又要进入我今天演讲的第三个话题——中国从“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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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下的“两暴”文化
文化是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太容易讲的话题。今天中国多元化了，各有各的角度和立场，谁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能不从我的社会立场出发吧，或者是被称作阶级立场出发吧，对这个问题是我个人的思考。什么是“官本位”？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官说了算。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二十四史，读到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中华传统社会所有的构建，说起来非常简单，是建立了一种以中央王权为中心，各级官僚为基础，分级统治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一统治中国就是几千年。所谓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次更换统治者的历史，就是打掉原来的统治者又重新换一批统治者的历史，人换来换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就是基本社会制度不换。一部《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个朝代的更替史，这二十四个朝代都是建立在以皇帝这么一个最高的官，一直到县官，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结构，形成了以高度专制为特色的中国超稳态的结构。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我们中国文明的毛病，也在“官文化”之中。我用“官本位”和“商本位”这样的词，不是带着某种偏见和褒贬，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讲讲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长期的超稳态结构呢？应该讲这是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他们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是治水，农耕文化一定要治水。历史上，从大禹治水开始到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与周边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对抗，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这种超稳态的、非常有效地使我们民族生育和融合为十亿同胞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么一种文化。封建历史有它当年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由于这个《二十四史》，由于这个几千年的皇权文化，我们每一个人浸透在这种皇权官僚的文化里面，“官本位”的思维方式、社会规矩，法律伦理，就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君君臣臣，三纲五常，皇帝和官僚说了算，这些恶劣影响延续直到今天。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前朝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骨子里都是这一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他一般就习惯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买单。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序是仕农工商，仕（官）排在第一位。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父称赞，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当然，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二十四史》里面记载的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走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民世界。官也好，匪也罢，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都是官，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最肥的，所以都指向官。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最终都是暴力，暴君+暴民这样的大鬼打架，百姓就遭殃。
???????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云南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即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减，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明明是人授君权，但人民却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君主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杀掉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他的后代皇帝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二十四史》讲的就是如何以暴制暴，终于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当然这也包括西欧封建文化的历史。只要是农耕文化社会，这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吃君王和贵族，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断壁，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有着工商文明的萌芽。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身，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统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学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身，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这样的想法，没有经过商的人很难有体会。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写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所以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这些事迹，在《史记》中都有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集于一身，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他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了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他多冤呐，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哪，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管仲、范蠡、吕不韦，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遗憾。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过去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吴思就写了一本《潜规则》，专讲官文化，明的官文化和暗的官文化，控制了社会，包括我们，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企业构架。在座的朋友们，你敢说你完全没有按照这种封建的、金字塔式的、人身依附的办法在搞企业吗？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要有文化得多。但是，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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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本位”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讲“商本位”文化。所谓“商本位“，指的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来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管社会。有人说，这很难啊！但大家想一想，农民的尊重权威和等级的原则可以管社会，牧民逐水草而居、不时掠杀游食的原则也可以管社会，为什么工商业者这么好的原则就不能管社会呢？谁会管得更好一点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国民主要通过工商业谋生，它们的社会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在进行管理吗？
刚才讲的“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它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相信，随着人们愈来愈多地在企业中讨生活，“商本位”时代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则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创新、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造和比建设的竞争。现代科技文明之火一旦点燃后，工商文明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覆盖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它的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对暴。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谁离得开谁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是说明阶级矛盾在生产过程之中是可以调和的，各阶层是必须合作共存的。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新型工业国家进行了哲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创新，为社会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进行了改良。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那么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有实行“工商文化”的基础，我们且不说吕不韦那么聪明，敢把皇权当成风险投资，连皇帝他都要来制造，我们只看一下一般的中国人，有几个不是精明过人善于利用资源的？中华文化非常智慧，我们可以把螃蟹腿里的肉挑出来吃掉；可以把蛤蟆的舌头剪下来炒一盘菜；四川田埂的边上，都种满了豆子。千百年来，有限的资源被我们中国人利用到了极至！资源丰富的南美人可能不理解，人均才1.6亩耕地，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还开始高速现代化了！这种智慧和这种精细多么的惊人啊！我们勤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我们贪财，凡是中国人都有发财的欲望，过年时大家一句句“恭喜发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见面就恭喜人家发财的。你见过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见面就来个“恭喜发财”吗？贪财是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啊！不贪财就没有了生产和财富，就没有了经济发展。过去这种欲望被控制死了，压在心里，一旦开放商禁，这种基因就被激活了。我们都有一种自发的、自愿的发财欲望。在美国，我给美国学生讲课的时候，我提醒他们，要小心中国人，我一回国就看见今天的中国人每个人眼睛都跟狼似的在发光，他们想发财呀！他们想获得财富，想通过财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不再靠《四书五经》，不再靠读“人之初、性本善”，现在有了机会，小心啊！这种心理基础确实给中国走向“工商文明”创造了条件。连那些骂资本的理论家，他们其实也是靠骂来发财来谋生的，他们的眼中一样闪着发财的光芒！正因为有这种求财的强烈动力，所以即便在皇帝老子和官僚的任意管制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晋商、有过徽商。近代兵荒马乱时期，还是出现过了不起的江浙财团。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求财富为中心，中华民族的工商活力马上迸发。
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工商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已经形成最大的历史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孙中山先生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中国的历史潮流是什么？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我们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中逐步壮大，逐步走向发展，逐步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潮流。当然，我是从一个搞企业的人的角度来讲的，和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同。我这样的想法，早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就跟当年如果我们要求执政党代表工商集团，也要以“三个代表”的胸怀把我们包进去，我自己也因为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对云南葡萄酒业发展的贡献，被选成了云南省政协委员，这在十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毛主席不说你是右派反革命吗？所以我们说，从西方工商文明的兴起到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其实脉络很简单，这就是新生的企业家和城市利益集团的兴起，这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不可阻挡的企业家利益的发展，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逐渐企业化，这是一条很清晰的发展曲线。
讲到这里，恐怕已是大逆不道了。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官的原则仍是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强调，大社会小政府，强企业弱政府，减化政府强化企业，可是，我见到的很多官员非常明确地讲到，政府再小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还是企业。一个科长、一个县长到了，还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他们是来视察的，企业再大也是如此。我可不鼓动你们啊！如果见了县长当成朱侍郎，就把你们害了。无论“官本位”如何在阻碍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就是有其铁的规律，这就是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是否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僚这个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我看过《走向共和》，不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精彩的故事片，里头有一个商人在清朝时候为了发财，为了做皇帝的生意，他花五万两银子买了南洋木，勾结朝廷官员，勾结中央财政部部长，以六十万两银子卖给了皇帝。于是李鸿章气得发抖，把他抓起来。盛宣怀对他说：“你他妈混蛋，我干了一辈子商业也不像你那么黑心。”那商人双膝一跪说，“我得六十万两，其中给李公公二十万两，给了谁谁谁十万两，又给了谁谁谁十万两，给了关税十万两，加上营运成本，我只赚了五万两，天地良心啊！我不勾结他们不行啊！”你们看这个历史，这个时候“官本位”系统中的开明官僚们还在搞洋务运动，要用官僚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张之洞老先生终于明白过来了，实业是力量基础，这是千年未遇之大变，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去的实业救国之路。他在湖北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最早的炼钢厂。但是他有大问题，他干脆就相信“官本位”文化就能解决中国工商业崛起的问题。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官为体，工商为用。对吧？他完全以官家思路、官家身份进行工业开发。钢厂开建以后，还不知道铁矿在哪里。他的想法是，中国之地大物博，还愁没有矿挖吗！先将工厂建起来再说。等工厂建成以后，才发现找不到适当的铁矿石。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开明官僚们脱开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脱开市场经济，干脆用官文化来创造工商业。效果呢？钱投入了五百万两银子，要朝廷再追加一百万两银子，朝廷实在拿不出来了，没办法。当年一个张之洞，一个李鸿章，他们虽是朝廷的擎天两柱，却形同水火，两人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张之洞屈服了，求李鸿章把他的得意门生盛宣怀请过来。盛宣怀来后，讲了一句话：“官督民办。”嘿！我来办，我是工商代表者，您老人家回府歇着去，您看着，您督着，我来办。八个月后，盛宣怀把第一根被西方认可的、质量过关的钢轨抬进了张府，说：“我向您贺礼了！”这就是工商业者的力量啊！他比那个用四十万两进行贿赂才赚五万两的商人来说又进步了吧？瞧瞧，各业有分工，按官的办法搞工商业，不行。
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交出权力，决定把总统的宝座让给袁世凯时，他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实业救国。他说，我有生之年不当总统了，我也放弃政治了，但是我要去筑铁路、开矿山、兴实业，这才能真正地振兴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兴办实业来使中国富强，这是我们的先行者啊！从行贿经商到官督民办，从官督民办进步到弃官经商，这是工商业者一步步脱离“官本位”的过程，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是带了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官员“下海”，这没有什么耻辱的，没有什么可低头的，我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下海”官员，我们无非是学学孙中山、追随孙中山吧！这是很骄傲的事嘛！今天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啊！孙中山没能当上真正的总统，所以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历史伟人。毛主席是一位伟人，但却不是一位工商文明标准下的伟人。《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最后一次摸钞票是在参加秋收暴动前的时候，他被当地民团抓住了，毛泽东摸出袜子里藏的几个大洋，贿赂民团的人，那些人收了钱手软，一不小心把他放了，那才有了以后的一代领袖，从此他就再也不摸钱了。他一生都以谈钱为耻。你想想看，他不谈钱，不摸钱，没有财富贪欲了，没有了金钱的概念，怎么可能对工商业的价值会有感觉呢？怎么能将工商业发展好呢？如果一位领袖的清正廉洁就建立在反对商业发展上，这问题就大了。清正廉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容易本末倒置。我个人可以不贪财，但不能因此而反对别人为财富而奋斗啊，这是百姓幸福和国家实力的力量基础！讲到这里，我已接近今天的一个命题了。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有幸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一员，这是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给了我们这个机遇，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一代。我们的这种幸运、这种机遇，可以比拟历史上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美国工业革命兴起初期的那代人。我们的前几代人，不是他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或者讲不是他们一点没有我们这种想法，而是他们没有赶上时代的巨变。我们这代企业家的成功和发展，有我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给予了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我们的历史贡献。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来思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家管理的是什么？企业家手中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管社会、不管社区、不管公检法，但是我们手里有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资本。我们使资本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我们所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法学上常说，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我们掌控着大量的资本，这是一种权力，但同时，资本的社会价值要展现出来，这就是责任。现在大家都关心就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失业，是工商业发展不够，不足以提供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资本的效率还太低。这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社会关心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绝不是工商业造成的，而是工商业发展不够造成的，世界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就是社会福利搞得最好的国家，因为工商业创造的剩余量大，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我们发展不起来，就交不上足量的税，官员们拿什么钱来搞转移支付。现在好多问题都搞混了，扶贫是谁在搞？社会保障是谁在建？从资金和财富的来源上说，不都是我们这些企业吗？所谓扶贫，不就是生产率高、社会财富贡献量大的社会群体在扶持目前生产率低、社会财富贡献量相对小的群体吗？就业也好，富裕也好，发展也好，都建立在企业的效率和财富创造上，都建立在我们这些企业家和职工们的努力和奋斗上。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但好多人就是想不明白。我不否认，一些富人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是搞定几个官，弄了几个批文，就变成富人了。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贡献，他们只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中偷了一块抢了一块。坏富人靠的是坏官，没有坏官，就不会有这些坏富人。所以，重要的还是管住那些坏官。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走向了那么一条不归路，我们就是跳进了最大的火坑，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火坑上经受考验。我们是现代中国第一代以资本增值为使命的人群，资本要在我们手中发展起来。唯有资本的进步，唯有保护资本和企业家的社会环境，才有就业、富裕和国家的力量和尊严。
合理的合法的惟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力量所在。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种因偶然性因素而获得第一桶金而暴富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少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地产开发、信用社的开放、证券市场的突然冒出这些政策变动中获利的，因此我从来认为，我们要记住，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我们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的回报社会。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了一种社会认可。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们人类创造了钱，最后人在钱面前顶礼膜拜，失去自我，失去人性，失去了一切。为了钱，可以杀人放火，为了钱，可以不顾任何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异化，钱可能变成魔鬼一样支配了人。另一方面，钱使你变得伟大，使你变得有能力，使你变得善良，使你慷慨大方，使你变得有创造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钱可以使人性放大，可能放大恶的一面，也可能放大善的一面。钱是一个放大器。我们只能压住我们身上的痞子、黑暗、堕落的一面，发展我们身上高贵、光明、创造的一面，我们掌握的资本，才能成为人性光辉的放大力量和建设力量。老话说，邪不压正，正义的东西总要战胜邪恶的东西，这不是废话，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工商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形势比人强啊。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我在此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悟，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工商业需要一个严守契约的法治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诚信透明的公共服务。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以权谋私，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政策的任意性随意性，社会愈来愈容忍不了“两暴”（暴官暴民）对工商秩序的侵害。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政府的廉洁，公务员的服务效率，都会按照社会的要求发生改变，还是形势比人强这句老话。从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到现在提出的为社会和企业服务，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换，从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的发展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势比人强，我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工商文明”也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属。“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商文明创造了资产阶级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工商文明的发展者和受益者。我们搞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家与职工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大家是企业整体利益中的不同部分而已，企业发展不了，大家都完，企业发展好，大家都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不断地转换调整，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和多赢，创造一个人类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那种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不允许人天天在内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工商文明是靠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来缓解财富分配上的矛盾，不像过去土地时代那个历史阶段那样由“暴君”与“暴民”在固定的资源范围内玩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工商文明的历史已创造出丰富多元的社会文明，有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美国的宪法-联邦的地方分权的共和制，有法国相对中央集权的共和制，有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但是，无论工商文明的制度和文化表现有多少差异，凡工商文明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如鼓励自由竞争、信息流动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按平等和法治的关系处理、社会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等等，任何形式的工商文明社会都不能不认这些基本原则。只要认清工商文明是富裕、力量与幸福的源泉，只要认清中国正在展开以工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转型，我们就有了坚定的立场和方向，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
我成长在文化大革命间。文革期间，一说不上学了，我欢呼三天，觉得不用上课了，不用受老师管了。但后来成为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海外留学，我还是觉得书读得太少。现在，我的儿女都在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也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去国外学习读书呢？无非是想把他们的文化修养、精神层次、从业技能提高嘛！我们都知道要提高孩子的素质，我们也要有觉悟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啊！我们企业家管理的资产愈来愈多，社会要求我们承担的责任也愈来愈大，只有提高我们的素质才能适应这种社会要求。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社会对我们有责任的要求，也自然会承认我们一些基本的权利。最近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他们的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人出来迎接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先跟他们的市长打招呼、寒暄、握手，但等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的，市长却坐在旁边。他们的商会会长站起来一乐说：“今天我们的市长很辛苦，陪大家介绍了半天，作为贵宾，你们知道吗？他这个市长是谁给的？在我们汉堡有个传统，即便是立法会任命他当了市长，如果本会长不给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的话，他就当不了这个市长。”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来，当年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当时的市长跑掉了，城市没人管了，是商会组织起来保卫了这个城市及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商会就指定一个人，给了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让他来指挥作战，给了他军政一统的权力。打败了入侵者后，这位海军上将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市长。这在后来就成了惯例，凡是市长，哪怕是你议会选定的市长，也必须由商会来重新任命为海军上将，我们认为你能在外敌入侵时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利益，这样你才能当市长。所以他这个市长可是我们商会给他的呀！你们考察团成员来老是和市长握来握去，得搞清楚啊！我们才是真正的老板，真的！中世纪的时候，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个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可在商会会长手上，商会会长随时可以过去视察，“你在干嘛？”商会的意见可以直达过去。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先得敲钟，要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他们能这样，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是公务员，只能为纳税人服务。让我们想想，为什么美国建立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所谓制衡机制，今天不展开谈，过后有兴趣可再讨论。总的讲，我们在前面说到了现实中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不顺，我相信90%的 公务员和许多愿意促进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官员，他们都苦恼一个政企关系，顾虑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企业家演讲，我当然得为企业家说话。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各种理想和利益都可以公开表达并和平搏奕，社会的共识通过表决等形式来实现。我表达一个企业家的理想和利益，在工商文明的原则下是天经地义的嘛。我们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但企业家的贡献仍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承认，见官低一等仍是常态，大家仍然没有一种平等合作的正常心态。这对我们企业家不好，其实这样对官也不好，搞得大家关系不协调，大家心情都不爽，何苦呢？有点佛祖所说的众生平等的态度，会解决多少无谓的矛盾！
工商文明讲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平等协商。我们的合同里一开头，常常就是说“双方经过平等自愿的协商，达成以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政企关系，官商关系里头，所需要的就是契约和平等原则。这里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位副省级干部没有先打招呼就到我们工厂视察，我们的门卫不让进。这位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这是某某某省领导，赶快开门。我们的门卫说：“你喊哪样，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楼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开门就没得工作了，是你给我工钱？你牛哪样？你横哪样？”嘿！就凭他这话，我奖了他一万块钱，“好样的！”耶稣说过，“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社会中愈来愈多的人的财富在企业里，他的心就在企业里，企业的原则和利益就成为他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工商文明的原则就是这样一步步透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它不是暴力至上的，它是和平的温和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只要企业还在发展，工商文明就在发展，社会就不得不来顺从企业的需要，“官本位”就会让位于“企业本位”、“工商本位”，这就是我理解的现代化进程。“官本位”仍然在影响社会和企业，办企业就不得不与官打交道，但是我与官的交道有一些原则，这叫“人情往来，不过界线”。我们跟官员打交道，既不顶礼膜拜，不丧失尊严，不要让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同时要记住他也是人，他也是执行公务，是整个社会管理职能的一员，大家各司其职，我依法经营依法上税，你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你不要来整我求贿赂，我也不来拉你下浑水，这从长远看对我们大家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都有利。在工商文明的原则下，谁也不能为所欲为，你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官，我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商人，大家的关系是自主而平等的，是协商和契约的关系，官场与企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工商文明的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之上。
就个人而言，消费需求是极有限的，短短人生，你吃得了多少，你睡得了多少，纵有千幢楼夜躺三尺床，纵有千仓粮一日三顿饭！人生本来要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何况还有社会道德，你老婆还管着你，是吧？只要把这想明白了，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这个财富，这个资本，这个依法图利的过程，它已经是一种工作的乐趣，是一种财富的责任，是一种价值追求，金钱里面有了灵魂和意义。我们这些企业家不能永远活下去，不能变成长生不死的仙人或妖精，我们都有撒手归天的那一天，所以资本只是流过我们的手而已，我们不过是在为社会管理一小段时间的资本而已。资本在我们手中增值了壮大了，我们就有功，资本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我们就有罪。一位穷家长为了让儿子上大学而拼命工作赚钱，累得死去活来，这会让大家感动。我们为了企业活下去而拼命工作，对许多社会障碍委曲求全，同样累得死去活来，这与那位穷家长有什么差异呢？在座的都是企业家，这个感受大家都有，可是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资本的这种精神内涵。这只要看看网上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和谩骂就明白了。有经济学家说，我们要善待企业家，善待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好心为企业家讲话，但我听了心里并不舒服，这不是谁善待谁的问题，而是大家要实事求是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平等相待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负责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工商业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扣在了一起，我们的理想和利益历史性地与中国的利益和未来统一起来了。中国的资本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表现，中国的资本中有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克服“两暴”（暴官与暴民）文化，使企业愈来愈强大，发展工商文明，保卫工商文明就是发展和保卫生产力，就是将中国带上繁荣强盛之路，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伟大和神圣的事业，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破坏。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我们企业家是企业的整体希望、原则和利益的代表者，我们是最不愿社会动乱的，我们企业家是最希望看到社会有序地向工商文明方向发展的，我们是社会稳定和持续改善的中坚力量。我们也最希望社会不断地改进以消除日趋积累起来的矛盾。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在座的很多是社会的得益者，是这个时代发展中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稳定促进者，成为这个社会的维护者，和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和发展者，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跟在座的企业家交流、共勉。
我眼中的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
穆 军
摘要：
在很多人看来，“空手套白狼”是带贬义的，但我认为，在不违法的条件下，能做到“空手套白狼”就是投资高手，因为他聚合的资源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抽象资源，而捕捉、利用抽象资源需要有超凡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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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就是具备资源组合能力的人，通过组合资源为社会、为自己创造财富。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无异：艺术家通过组合资源创造艺术作品；官员通过组合资源创政绩，实现仕途通达……企业家则是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创造财富，具备这种资源组合特殊技能的人就是企业家。
对资源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企业家的水准，对投资的“资”的定义划分了企业家的级别。我是做投资的，常常有人对我说：“投资都是你们有钱人才做的事！”“穷人哪有资可投！”也有人对我诉苦说，想创业，就是苦于没有资金。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投资的“资”只有一种，那就是资金、现金，这只是对“资”的狭义理解。
什么是资源？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学问。我认为现金仅是“资”的一种，资源的含义很广，现金、智力、体力、时机……是资源，有时甚至一个微笑、一句客气话都可以成为资源。按照资源的形态，资源可分为具象资源和抽象资源，人们常常只把具象资源作为资源，而忽略抽象资源。在进行资源组合作出投资决策时，企业家水平的高低可从资源的组合成分看出：低水平的企业家组合的资源中以具象资源为多，高水平的企业家组合的资源中抽象资源较多，具象资源较少，所以优秀的企业家投资的项目都表现为“低投入、高产出”。在很多人看来，“空手套白狼”是带贬义的，但我认为，在不违法的条件下，能做到“空手套白狼”就是投资高手，因为他聚合的资源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抽象资源，而捕捉、利用抽象资源需要有超凡的眼光。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对具象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是直接的、方便的，因而也相对是简单的、浅层的认识。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洞察力也提高，才会体会到无形、无色的抽象资源。
?????? 利用抽象资源的水平不同，企业家的境界也不同。比如说，权力就是一种典型的抽象资源，对此中国的企业家应该特别有体会。但是在利用“权力”这种资源时，企业家采用的不同方式体现了他们作为企业家的境界：有很多企业家采用了我称之为“野蛮装卸法”的方式，就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采用行贿、腐败等坏办法把“具相资源”与“权力”捆绑在一起创造财富。这种方式的投资组合的确能给企业个体带来财富，但是这种行为是具有“负值”的外部效应，它释放出“负”社会效应，污染了社会环境，导致整个社会效益降低。只有少数企业家在使用“权力”资源时，通过权力的良性介入，结合权力与资源，政商协作，实现多赢，在实现企业创造财富的同时，通过“正”外部效应，带来整个社会效益的增加。但在目前，这种境界的企业家还是太少。
成为企业家的过程就是理解“资源”意义，学习使用“资源”的过程。
（作者系嘉利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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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武克刚讲话
王小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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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杨鹏先生转来的《武克刚讲话》，我看了，第一个反应是“好”。于是给杨鹏回了一封信，写了一个“好”字，但想想又删掉了，改成了模棱两可的“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是靠“官”和“民”吃饭的，商人或许有钱有势，或许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我从来不靠他们吃饭，而称赞一个商人，特别是称赞一个商人关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很可能既会得罪“官”，又会得罪“民”，我犯不上。可杨鹏先生又写信来，叫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再想想，当今之世，虽然还有许多不自由之处，但毕竟不是武克刚先生讲话中谈到的“两暴”之世，我也不必私心太重，还是怎么想就怎么讲吧。
????? 谈到武克刚先生，十年前曾有一面之交，那是在深圳一次会上，秦燕女士曾介绍我们认识。我当时听到武克刚先生谈的是“零点方案”，即从某年某月某日零点起算，之前所获得的一切财富均不问其来源是否合法，一律算作合法，而之后再以不合法手段攫取财富，则必兴其罪。我当时颇不以为然，现在也不以为然，虽然我能理解，我国工商阶层所获得的第一桶金的不尽合法有时是由于时代环境所限，如果真的都去细究，很可能并不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然而，即使是在具体问题上需要灵活处理，“零点方案”，除非得到全民公决的认可（但我估计多半得不到），作为一项正式的立法，将使法律丧失其权威所赖之正义性。如果能轻易允许第一个“零点”，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第二个、第三个“零点”呢？这样的先河一开，则什么样的犯罪都可以脱逃，什么样的法律都是不严肃的了。这个事情，即使是放在那里，暂且存而不论，都比正式通过一个“零点方案”强。当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此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交往。这次看《武克刚讲话》，感觉和当时完全不一样。我就讲讲这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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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官本位”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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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从来不靠商人吃饭，但和商人的接触还是有的。我碰到过一些商人，他们不但对于自己经营领域的专业知识烂熟于心，而且对于社会问题也有颇为深刻的见解，但仅仅是在私人小圈子里谈谈而已，对于真正参与社会事务，则避之唯恐不及，“在商只言商”是他们的座右铭。商人往往有很大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却绝对回避真正参与社会事务，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中国古来的传统。
吴思先生写过《潜规则》，写过《血酬定律》，十分畅销，武克刚先生在讲话里也提到了。其实我觉得吴思先生的这两本书仅仅是娱乐性比较强而已，至于思想性，则非常一般。说起“潜规则”，西方世界古来也是如此，甚至比中国更糟，只是吴思先生只知道中国的“潜规则”，而不知道西方的“潜规则”；说起“血酬定律”，其实只不过是“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 的一个故弄玄虚的表述而已，而这个规则却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乃至任何生物群落的一个概莫能外的定律。吴思先生的真知灼见，不在这两个概念上，这个真知灼见恰恰是与商人参与社会事务有关的。吴思先生认为：所谓“官”代表某个阶级的理论，是对欧洲历史的总结——在欧洲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商人社团攒钱组织政府或军队的事情（武克刚先生也提到了德国汉堡的例子）；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官”就是“官”，他谁也不代表，就代表他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要想对于“官”发生影响，要么派自己的子弟去做官，打进去，要么就是磕头作揖掏腰包了，从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叫“官”去“代表”过自己——当然其它任何阶层也都没有过。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某个特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许参与过管理国家的事务，但作为一个阶层，则从未参与过管理国家的事务——这个情况也适用于官僚阶层之外的任何其它阶层。所谓中国的“官本位”，其背景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过程，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真正差别点。
有些人会说，现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些富豪掏出手机来给官打电话，叫哪个官来，哪个官就来候着。这种现象或许也有，但绝非主流，再者，就算小官真来候着，那也是他给大官磕够了头、作够了揖，说了半天还是官本位。讲一个我从一个跑法制新闻的记者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个小官儿的父亲去嫖娼，被公安局扣了，此小官儿有个商人朋友，忙不迭的跑去把那老头“捞”了出来，这本是好意吧？不承想此事被传了出去，那老头认定是这个商人传出去的，到商人那里去闹，其间有些肢体冲突，老头摔了一跤（不大可能是商人推的，他不敢），也没受什么伤，老头回去了，那商人觉得不对劲儿，去那小官儿家里道歉，那小官儿不接受，过了几天，就把那商人办了，破了大财，人还进了拘留所。就我自己的亲眼所见而言，商人也是很怕官儿的，这是主流。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官本位，到了今天，仍旧基本上被保持着。
平心而论，中国在历史上是不差的。无论是人均产值、生活水平，还是人权，乃至综合国力、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强于欧洲，遑论其他地区了。我这里特别要提到人权，中国的司法制度，在近代以前，远比欧洲开明和人道，那些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多么多么残酷的学者，只是不了解欧洲的情况罢了。我们的祖先如果没有过人的道行，就绝不可能成就这么大的国家，繁育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个问题上，那些逆向种族主义者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在两个问题上中国的文明确实不如欧洲。一个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计出一套替代专制的制度，当专制出现危机时，总是用另一个专制取代原有的专制，而古希腊和罗马，则设计并实施了整套的替代专制的制度，这在全人类的历史上是独创的。由于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专制也总是留有很多的缺口，比如商人社团独立处理重大公共事务的实践。另一个是虽然在技术上，在生产管理上中国曾经大大 于欧洲（例如，考古资料显示，两千多年前秦国的标准化生产水平几乎可以与今天的世界水平相媲美），但中国确实没有发展出古希腊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那样一个科学体系——直至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仍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但这一点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当时谁也预料不到，就是这两个差距，导致了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的中国，在近代跌落到几至亡国灭种。这两个差距背后的原因，我倒不认为是学者们常说的“治水”之类的问题，它很可能简单得多，就是一个偶然走到了哪条路径上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比如说，商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他的聪明劲出于偶然正好用在了设计一个相当高明的专制体系方面，而且非常的成功，这就反而堵住了另外的制度设计，而这个在当时非常成功的道路，恰恰在后来被证明是进入了进化的死胡同。这种情况在生物的进化史上屡见不鲜，没有理由说它就不会在社会进化史上出现（作为现代的例子，我认为新加坡现在的制度安排就是一个进入了进化的死胡同的例子，现在很好，将来则非改不可，所以总以新加坡说事并不高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偶然性，因为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也有多种选择。也许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当时如果选了那条路，商鞅的路就被堵住了，虽然当时不像商鞅的那么出色，但却可以不进入进化的死胡同。有人说我的这个偶然性的说法水平太低，非要找出一个必然性的理由来，而我说，你的这种思路才是不懂得科学，不懂得生物的进化史，不懂得社会的进化史。认识到很可能是偶然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恰恰批驳了诸如中国文明的必然的特殊性、官本位在中国国情下的必然性之类的谰言。同时要说明的是，进入了社会进化的死胡同和进入了生物进化的死胡同毕竟不同：前者可以经过后天学习而摆脱出来——虽然代价会比较大，后者则是真正的进入死胡同，很难摆脱。就从近代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从原来的进化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的前景仍然是非常光明的。
????? 今天的中国，正如武克刚先生所说，仅仅用了二十五年时间，就在经济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这是我们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想也不敢想的。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上述两个差距，则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就不能说已经摆脱了开除球籍的危险，我们的经济成就最终也还有可能灰飞烟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今天的工商阶层显然处于比一般的弱势群体更能发挥影响的位置。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促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武克刚讲话》正是体现出中国的工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明晰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好”。
????? 有人会说：中国现在的工商阶层的政治权力已经过大了，人大、政协尽是他们的人，而工人、农民有多少声音？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相比于工人和农民，中国的工商阶层的声音确实是更大一点，但是，第一，一些工商人士参加个人大、政协，官本位就打破了？恐怕所有的人都明白；第二，讲打破官本位，工商阶层应该更为独立的参与公共事务，并不等于说是想不要工人、农民的声音，工人和农民的声音也应该加强——至少我是这样理解，如果工商界人士不这样理解，那么，我劝你们回到这样的理解上，否则，你们的希望打破官本位，就缺乏正义性，也根本不可能实现；第三，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也许“官”和“商”都不在意他们的福祉，但如果“商”能够相对的独立于“官”，对他们还是有好处，还是比等待一个弱势群体的“救星”强，因为弱势群体，就其定义而言，即包括了他们至少暂时还缺乏对公共事务产生较大影响的能力这样一个含义，那么怎么办呢？在这种现实下，数个强势群体同时存在、相互制衡是弱势群体的日子更好过一点的唯一保障，这就是武克刚先生提到的“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制衡机制，这一点被历史实践证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 所以，我赞同打破官本位，工商阶层更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更独立地参与公共事务。现在的工商人士，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但参与公共事务却很不够（这也就意味着你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空间也不可能完整，更不可能稳定），其原因一方面在社会，另一方面却在工商人士自身。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曾经说过：“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并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我想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翻译：不关心公共事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淡泊于权力，恰恰意味着他极端自私，于社会无用。工商阶层赚钱是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你的买卖越大，你享用的公共物品就越多，而你却不关心公共物品的制造，这怎么行呢？你也许会说，我纳了税了，我付钱买了这些公共物品了。是的，理论上是这样，但由于我们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能制造的公共物品数量不够，品种不全，你付了钱也还是没有，你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参与制造。
????? 要说中国的工商阶层完全没有参与公共事务，那也不是事实。从现阶段看，他们参与了，但程度很低——前面已经说了，而且我认为眼光短浅，完全着眼于自身眼前的一点事情，整天弄些个“经济学家”来为自己吹喇叭、抬轿子，缺乏社会全局的观念，也缺乏对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你没有社会全局的观念，没有社会责任感，社会也就会讨厌你，不尊敬你。十多年前，有一个商人朋友对我说过：如果你看到一份对你单方面有利的合同，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因为签合同的另一方肯定是从一开始就没想执行这份合同。只有互利才能做成买卖，我想商人应该最懂这个道理。获得财富无非是两种方式，一个是抢夺，一个是交易。前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专长（我这样说可是毫无贬义，是完全中性的：抢夺是人类社会乃至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在很多时候也是必要的、正义的，财富分配的起点无疑都是这个，今后仍将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后者是商人的专长。所以商人应该最明白这个道理：除了个别时候可以欺骗手段抢夺外，更多的时候，你必须设计一个各方互利共赢的合同，才能做成买卖。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工商阶层尚处于长久衰败之后的复苏阶段，还无暇考虑这些更为全局性、更为长远的问题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工商阶层已经相当壮大了，可以开始参与设计一个更全局性的，更着眼于长远的各方互利共赢的合同了。《武克刚讲话》提到“工商文明”，而“工商文明”离开了这样一个大合同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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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两暴文化”、“两恨文化”和民主、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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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要解决武克刚先生所说的“官本位”、“两暴文化”，只有民主与法制一条道路，这一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谈话中也有体现。如果仅仅是考虑工商人士的权力，由工商人士去替代“官”，则在本质上与“两暴”的交替也没有什么区别，也谈不上什么“工商文明”。武克刚先生在讲话中表达了对于民主和法制的支持。但我感觉到还有相当一部分工商人士却不是这样，他们害怕在民主制度下平民会剥夺他们的财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们宁可忍受“官本位”。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
古希腊被公认是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其中，作为其典范的雅典的民主制比现代民主制的民主程度要高得多（我是在一般公民到底有多少权力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程度的高低），就是当时被称为“寡头制”的斯巴达，其民主程度也比现在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要高。然而，在古代的雅典，财产的等级是公然存在的：有五百麦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贫民级四个等级。古雅典的海军称雄于当时的希腊世界，其作战方式与现在的美军很相似，主要是依靠海军对敌国的海岸进行海上打击（当然美国是空中打击）。这支强大的海军的舰长多是富人。为什么呢？因为国家会把一些空船交给那些富人，叫那些富人把船上的装备配齐，你花钱多，出力大，你就当舰长。当时的雅典贫民为什么不通过民主制来剥夺富人的财产，再来装备舰只，好自己去当舰长呢？这道理也很简单：他们明白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好处。一位叫李晓宁的先生曾经和我说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们往往选举富人当市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富人已经有了钱，当市长不容易贪污（实际上反倒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对于巨富的亲自参政提高了警惕。例如美国，总统候选人都比较有钱，但太有钱了也难选上。洛克菲勒三世就是个例子，他花了无数的钱在公益事业上，希望过一过总统瘾，就是过不上，当个副总统还不是选上去的，是在水门事件的危机中任命的）。至于现代的事情，武克刚先生在讲话中讲了，大家也都清楚。总之，民主制，即使是民主
程度更高的古希腊民主制，也不会随意剥夺富人的财产，也是精英治理。从精英治理这一点说，民主制与专制，与官本位也确实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一些左派认为那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假的。然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意思呢？就其本质而言不也是精英治理的意思吗。精英治理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问题是精英治理有好有坏，有有效率的有没效率的，有稳定的有不稳定的，有经济发展快的有经济发展慢的，有大多数人生活还过得去的有大多数人生活过不去的，有大多数人有一定程度自由的有大多数人没有自由的。民主和法制与“官本位”相比，无疑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精英治理。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那是西方人，我们中国人不行，中国人有劣根性，有“两恨文化”。我要说，这种说法距离事实实在太远，自己是中国人，还这样的糟践中国人，简直有点无耻。实际上，见了富人和能人有些嫉妒，本是人之常情，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却无关大局，富人和能人本可一笑置之。你讲中国有“两恨文化”，我现在来给你讲讲美国的“两恨文化”。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算“富人”吧？他又是出类拔萃的软件工程师，是“能人”吧？他这个能人还是个没有争议的能人，因为他有“硬”能力。有时人们对“软”能力会有争议，但对“硬”能力往往毫无争议，并且对于凭“硬”能力获得的财富也更服气。可以说，比尔·盖茨获得的财富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他从不阿附官府。我记得曾有一个美国高官写文章骂他，说他“为富不仁”。为什么呢？因为比尔·盖茨请他吃饭，吃完之后竟然给他寄了一个账单，说是根据《美国公务员道德伦理法》若干美元（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很小）以上你要自己买单（他还好意思骂！谁说美国公务员的素质比中国的好？大多数人的道德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关键是制度）。比尔·盖茨获得的垄断地位也是自己一刀一枪拼来的。可你看看美国社会上下，官员、商人，甚至邻居，没有不恨他的。他的妈妈生前总是在他面前唠叨，拿出点钱来吧，拿出点钱来吧，邻居们都在戳脊梁骨，我跟你老爸都抬不起头来。他总是要解释：“老妈，我现在对于社会最好的回报就是把生意做大、做好”。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我挣的钱，我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你管得着吗？你说中国人的“两恨文化”厉害还是美国人的“两恨文化”厉害？比尔·盖茨并没有骗他的老妈：生意做到了一定程度，差不多了，他一掏就是260亿美元（这个数实在太大，我怕记错了数量级闹笑话，特地到网上查了，现在已经是270亿了），成立基金会，捐献给世界卫生事业，每年都要支出十多个亿，比赫赫有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就这样，美国人也没太念他的好。但他也不在乎：人家“盖子”是什么智商！能和你计较这个？倒是我们中国人尊敬他：根据我参与的一项调查，比尔·盖茨是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头号“英雄”。你们说谁的“两恨文化”厉害？然而，“两恨文化”并没有阻碍美国工商文明的发展，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人墨客们，为了讨富人的好，弄点赞助费，发明了“两恨文化”、“仇富”之类的说辞。富人们也许听着高兴，但没有什么好处，只能反而激起社会的“两恨文化”和“仇富”心理。他们把钱拿了拍拍屁股走人，你工商阶层反而要替他们担不是，不值。你工商阶层在别的地方做事那么精明，怎么在这个地方就让那些文人墨客们蒙了呢？这倒真是“术业有专攻”的一个注脚。中国或许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有“两恨文化”，但这无关大局。武克刚先生没有随声附和“两恨文化”的说法，而是把重点落到了“两暴文化”上，这就算得高明。那么，“两暴文化”又是怎么回事呢？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赫赫有名的学者孙长江曾对我说过，你看中国的农民很有特点，他蹲在那里，你踢他，抽他嘴巴子，他还是蹲在那里，不反抗，逆来顺受，但他一旦站了起来，就是杀人，没有中间过程。为什么没有中间过程呢？是中国的农民有“中国特色”，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不是的，是因为你不允许他有中间过程，这是“两暴文化”的本质。我和杨鹏先生曾一起在闽北山区调查，我们看到的是，你只要给农民一点点民主权利，他们就会很理智，很节制的使用它，很少会像官员、学者，乃至工商人士所想象的那样滥用，这是我们的共识。所以，用不着担心什么“两恨文化”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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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抓住机遇，设计共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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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官本位”，那么，是不是“官”们就在中国过得非常舒服呢？我想对此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恰恰是在“官本位”的条件下，大多数官员一辈子辛辛苦苦、战战兢兢，过得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经济学的说法，我们的社会现在不是处于帕累托最优，所以可以实现所有人都共赢的改进。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也都会明白，一个社会制度也许非常好，但你从这里走向那里的时候也许要付很大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太大，大到你根本承受不起，那么，那里再好，你也不可能过去。正如武克刚先生所言，我们中国在这二十五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福泽遍及了绝大多数人口。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有许多让我们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虽然我们有时也会说说气话，但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社会稳定是非常珍视的。如果一个社会变革要危及这个稳定，那它的前景再好，在现阶段也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支持。然而，有时候这个两难处境就在这里：情况好的时候搞变革很难，因为大家都怕把本来还比较好的情况反而搞坏了，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既积极又谨慎的推进变革，恰恰是成本最低的；而等到情况不好了，大家都想变革了，这时候你搞变革却已经不具备走到好的地方去的条件了。所谓“两暴文化”，在古代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有其他选择，在近、现代的中外历史上，则往往就是因为搞变革的时候危机过于深重，已经不具备搞好的条件了。要打破这个怪圈，只有一条路，就是要靠一个社会的精英“高尚一把”（刘力群先生的语言），高瞻远瞩，抛除眼前的安逸，在情况还比较好的时候，自上而下地、谨慎稳妥地推动变革。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具备这样能力的精英，包括“官”，也包括“商”，当然也还有其他人。
确实，无论如何，我们中华民族虽然遭逢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被灭亡，不仅没有被灭亡，而且仍旧生机勃勃，超出于任何其他文明古国之上，我们所差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么两点，也是五四时候的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民族的巨大的创造力将再次被释放出来，我们将再次雄视这个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还是逃脱不了被开除球籍的命运。所以，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人，可以说是给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的人，必将流芳百世。中国的工商阶层，今天已经具备了很多条件，应该为此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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